還欠我一個解釋、一個道歉，或者其他

有段時間，我一直懷疑自己的存在，或者是不存在，那些在別人眼中看起來簡單的世界碎片，在我面前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灰。

一直以來，隸屬於一個組織，或者一個組織隸屬於我一直是個相對模糊的概念，就跟要解釋活著與不活著同樣令人覺得疲憊。有人說：「哪有什麼好解釋的不活著就是死，與之相對的不就是活嗎？」是單純的二分。我希望學會的目光。

是阿，我也有過那樣的純真年代，把所有事情二分，不是你，就是我；不是我，就是他，睜眼所見，皆為二元，不必多加思索，只要做好分類，這有點像是那句回收室的口號，資源分類做環保，但我分的卻總是我與非我族類。

後來一段時間，我學會了沉默，對太多事情不想管理也不想強求，歲月、人際、分數，甚或是其他，因為所曾受過的傷害，讓我不得不選擇沉默，必得沉默，方能避開傷害(傷害的本身即為開口)。我用幾個錯誤，或者說，我被定義上的錯誤來習得彼此，習得沉默，沒人告訴我如何分辨真正的對錯，只告訴我要懂得對弱勢的寬容。

許多人欠我一個道歉、一個解釋，或者其他。精確點說，我認為他們欠著。

好比在我高中時期，我對某個作家傾心，但那時她卻還是非主流，有一位自翊文青的同學(朋友？)，每每論及，只會對我說──等她跟誰誰誰一樣有名再來告訴我。這些年過去了，那個作家用時間證明了她自己，但相對的我卻還是沒聽到他的一個回覆，只是自以為清流的出來批判、解壓，之後又無緣無故的銷聲匿跡。我一直在想或許真要這樣的人才能好好的活在這個社會、這個世上。有些嘲諷。

又或是某個老師，勢利眼過度，至今我仍然不能理解，在自己的座位上放著自己的一本書，一個毫不相熟的同學過來用濕濕的手去摸了封面而留下水漬，該如何評斷誰是誰非？我的書，期待大半年的書，省吃儉用存錢買的書，一本嶄新初次開封的書，就只是放在我的桌面上，就給人玷汙了，對方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說──最多我賠一半。老師的裁定是無視我，要我忍受、接納，別人都這麼有誠意了，為什麼我不能和解？是的，後來我沒有和解，甚至連那一半都沒接受，不為別的，只為了我覺得那不是正確的解決方式(或是台灣的教育就跟你說要好好追逐孔方)。一個人強闖民宅，毀壞物品，你會說他是強盜，但這個地點換到了教室，你就想用意外塘塞，這是什麼世界？什麼論點？我不愛計仇，但是我卻不容許錯誤，而至今我仍不願意原諒他們，像是我人生的汙點，社會的汙點，教育的汙點。

而那些人呢？是阿，老師是從名校出身，而上述的兩位不願承認錯誤的傢伙，也可能即將進入所謂的名校(大概吧，至少後一位我沒怎麼關注)。

是我不怎麼會念書嗎？我想大概不是，畢竟用混的都到了今天這個境界，真要念，我想我能，但是我卻無法如同他們一樣，把唸書、競爭，當作人生的唯一。我書寫，或者我奔跑，我盡自己的一切可能去行走這個世界，但最後好像卻成了別人眼中的赤足小丑，越寫越深，越看越多，卻敵不過這世界「多數」的聲浪。

我曾以為自己能很羅曼蒂克的劃開平行，但最終發現自己骨子裡是個十足的理工生，謹守質能互換原則，不解的，則去實驗──但活著的時間有多少能夠挪來實驗呢？問著問著，我又陷入詭異的沉默螺旋，不向上不向下，而在一個尷尬的高度浮浮沉沉，我看見那些譏笑的眼神，擅自撥弄分類的目光，我最終明白了在這個世界上，我是孤獨的。至少，我的文字我的語言鮮有人能夠辨明。

孩子曾說的失去原本意義的語言文字，我所賴以維生的語言文字，一道透明但巨大的牆隔著我跟這個世界，感覺自己像是水族館中的無聲生物，如果不能接受綑綁，那就只能選擇衝撞，不斷的撞，不斷的撞，直到有一天，牆面給我撞出了一個坑洞，當束縛我的水流光之時 ，我自己也將面對那巨大無聲的死。無分對錯的死。


而在那之前我能否得到一個解釋、一個道歉，或者其他？

我不知道。

I dreamed a dream.

民國120年，西元2021年，我30歲，感覺走到人生的高峰，回頭一望，看不見小確幸，卻發現債台早已高築。

我們沒有小孩、沒有房子、沒有假期甚至連投保的勞工保險都接近破產而失去了所謂的退休金，我們每一個人背後的撫養比高得驚人，薪資袋是厚了，但錢卻變薄了，一張一千元再也養不起上頭的四個小朋友，梅花鹿已絕跡，曾有的兩黨藍綠都轉型成赤紅色下的幽靈，那年──我三十歲，舊時代中剛要起步的人生。

我看著之前允諾我們生活會變得多好多好的政客們逃往國外，看著財團把資金外流掏空台灣，我們再也無能起立抗爭、無能罷工，因為只要一停下，你的位置就會給其他人取代(年輕人便宜又好用，而員工們盡是消耗品)，終於，上頭的人不再說位子坐久了就是你的，因為那時候的他們總等著汰換，以新替舊，工廠是他們的俄羅斯輪盤，看不慣的話就請自個兒捲鋪蓋走，那年──我三十歲，老人們說該擁有工作與資產的年紀。

我們低頭，手上沒有自由媒體的報紙或電視新聞，有的只是色彩濃厚的吹捧與洗腦，然而我們不敢辦報說出真相，我們沒有兒女或許此時才是不幸中的大幸，我們不需他們也來受苦一如七年前，民國103 年 318 學潮上街的我們，曾相信國家是人民的，卻看見政客政黨們用各種方式拖延蒙混；曾以為新聞都是真實的，卻看見有色電視台不斷抹黑造假；曾相信警察是為了保護人民，卻看見許多政客挪來保護自己、保護黑道；曾以為只要站出來就能改變一切，卻發現身旁根本沒有人想要醒來，只有自己一邊哀號一邊看現實的屋厝傾倒，那年──我三十歲，獨身醒轉看見世界的黑灰。

然後，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，更多人選擇沉默，不是保守的不再抗爭訴求，而是選擇以死亡永遠的閉上了那張該死的嘴，那年──我二十三，是個傳統認為的高知識份子，在國家狠狠的抽了我們一巴掌說：「在(個人)絕對的經濟之前，國家並不存在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