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 dreamed a dream.

民國120年，西元2021年，我30歲，感覺走到人生的高峰，回頭一望，看不見小確幸，卻發現債台早已高築。

我們沒有小孩、沒有房子、沒有假期甚至連投保的勞工保險都接近破產而失去了所謂的退休金，我們每一個人背後的撫養比高得驚人，薪資袋是厚了，但錢卻變薄了，一張一千元再也養不起上頭的四個小朋友，梅花鹿已絕跡，曾有的兩黨藍綠都轉型成赤紅色下的幽靈，那年──我三十歲，舊時代中剛要起步的人生。

我看著之前允諾我們生活會變得多好多好的政客們逃往國外，看著財團把資金外流掏空台灣，我們再也無能起立抗爭、無能罷工，因為只要一停下，你的位置就會給其他人取代(年輕人便宜又好用，而員工們盡是消耗品)，終於，上頭的人不再說位子坐久了就是你的，因為那時候的他們總等著汰換，以新替舊，工廠是他們的俄羅斯輪盤，看不慣的話就請自個兒捲鋪蓋走，那年──我三十歲，老人們說該擁有工作與資產的年紀。

我們低頭，手上沒有自由媒體的報紙或電視新聞，有的只是色彩濃厚的吹捧與洗腦，然而我們不敢辦報說出真相，我們沒有兒女或許此時才是不幸中的大幸，我們不需他們也來受苦一如七年前，民國103 年 318 學潮上街的我們，曾相信國家是人民的，卻看見政客政黨們用各種方式拖延蒙混；曾以為新聞都是真實的，卻看見有色電視台不斷抹黑造假；曾相信警察是為了保護人民，卻看見許多政客挪來保護自己、保護黑道；曾以為只要站出來就能改變一切，卻發現身旁根本沒有人想要醒來，只有自己一邊哀號一邊看現實的屋厝傾倒，那年──我三十歲，獨身醒轉看見世界的黑灰。

然後，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，更多人選擇沉默，不是保守的不再抗爭訴求，而是選擇以死亡永遠的閉上了那張該死的嘴，那年──我二十三，是個傳統認為的高知識份子，在國家狠狠的抽了我們一巴掌說：「在(個人)絕對的經濟之前，國家並不存在。」